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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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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12-10 09:52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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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滿(日本桐蔭橫濱大學法科大學院教授、澤藤·井澤·阿部律師事務所律師)

  發言內容:
  第四次技術革命正在進行,加強數字平臺監管、除去弊害是包括中日在內的各國競爭執法機構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中國《反壟斷法》的修訂應當符合數字經濟時代的要求。就日本國內“完善數字平臺競爭環境”而言,一是數字平臺易出現操作、技術層面不透明問題,應當強化獨占禁止法的執法以及促進交易透明的新法制定;二是針對數字平臺不公平交易現象,應當在保護創新的同時構建自主規制和法律規制相結合的實效性規則,尋求獨占禁止法及其關聯制度運用的理想模式;三是就數字平臺侵犯消費者個人隱私的問題,應當確認在不存在可替代服務的情況下,確認平臺的優勢地位,適用獨占禁止法;四是應當加強競爭執法機構的國際協調。

◆徐士英(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華東政法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

  發言內容:
  《反壟斷法》從2008年實施,到今年開始修改工作,反映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變化。目前《反壟斷法》涉及修改的主要內容是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經營者集中,本次的《反壟斷法》修改需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把握:一是“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將競爭政策的理念體現在《反壟斷法》的立法中。二是“反壟斷立法要把握競爭政策的階段性”,要求立法中標準的設置應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的變化。三是“順應國際發展趨勢”,借鑒國際上競爭政策的制度和考量標準。具體而言,對于壟斷協議,應當關注隱蔽化的協同行為,表面上是縱向限制而實際上是橫向限制的軸輻協議。對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兩個主體以上的共同支配應當將主體的結構和行為加起來考慮。對于經營者集中,應當調整審查的主體對象、范圍、標準,附條件批準的標準和執行的公開性。

◆王先林(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

  發言內容:
  《反壟斷法》經過11年的實施,對于其修改需要站在更宏觀的角度。一是加強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并將其上升到法律高度會有利于反壟斷法的實施,同時競爭的理念需要具體的制度來體現,尤其是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和競爭中立制度。二是在11年的反壟斷執法中,堅持成功的經驗,完善存在的問題。目前的《反壟斷法》存在重實體輕程序,以及法律責任的種類、幅度不夠完善的問題。三是在數字經濟時代,應保持《反壟斷法》的基本規則,同時為應對新的行為模式而調整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經營者集中規定里的具體規則。

◆清水規廣(清水·安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原日本律師聯合會副會長)

發言內容:日本關于課懲金(罰款)的規定內容相對比較細化,可供中國立法機關在修訂《反壟斷法》時參考借鑒。日本2005年對獨占禁止法進行修訂,一方面,將課懲金比例由1991年確定的違法營業額6%上升至10%;另一方面引入寬大制度,調查開始前主動配合的報告者可獲得課懲金全部免除的待遇,其他報告者依次可獲得5%至20%不等的課懲金法定免除以及根據配合情況20%內或40%內的酌定減免。而2019年6月修訂后的日本獨占禁止法又賦予公平貿易委員會獲得對酌定減免的自由裁量權,并且取消自首企業數量上限。經過兩次修訂,日本經營者自首以及配合調查積極性大幅提高,案件處理阻礙大大減小。



◆劉偉(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發言內容:
  《反壟斷法》實際上是離不開經濟學分析的。我國近期發布了《反壟斷法》的3部配套規章,其中有一部是禁止壟斷協議的暫行規定,主要是細化了典型的壟斷協議和其他壟斷協議的認定,對壟斷協議的認定和查處不再以價格與非價格進行區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但是從總體上來講,經濟學分析方法在中國還處于粗放的階段,不是精細化的。再加上立法中整體禁止的原則,經濟學分析方法適用范圍就更加有限。

◆鐘剛(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競爭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發言內容:
  目前學界關心的重要問題是,我國《反壟斷法》修訂中如何對數字經濟發展作出呼應?毫無疑問,從基本層面看,《反壟斷法》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規則,不管數字經濟如何發展,其本質仍然是市場經濟,必須接受《反壟斷法》的約束。對于新型數字經濟商業行為特別是數字平臺的競爭法考量,應至少包含以下三個基礎性指標。一是該行為會否對市場競爭造成損害。核心是對競爭狀態進行評估,決定政府何時干預;二是該行為會否影響終端消費者的購買選擇權。必須考慮如何通過價格等市場因素評估來維護消費者權益;三是會否有補充機制讓經營者能轉換交易平臺而不被單方鎖定。換言之,即考慮所謂創新的商業模式是否能提供相容性。市場主體相互之間的依賴性,是《反壟斷法》評估特定市場競爭狀態的核心指標。

◆柴志峰(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發言內容:
  通過對國內外多個司法轄區申報經營者集中的法律規定進行比較,我國經營者集中申報門檻相對較高,但對于應報未報的罰金相對較低且存在循環申報的現象,這不利于督促符合標準的企業在中國政府做申報,因而建議立法機關在《反壟斷法》修訂中作出相應修改。

◆翟巍(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競爭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發言內容:
  在《反壟斷法》修訂背景下,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亟須把屬于規范性文件制度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整體納入反壟斷法的框架之下,即把其上升到法律高度。同時,應當在《反壟斷法》框架下,厘定競爭政策的基礎性與主導性地位,將競爭政策基礎理念滲透于產業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等各項國家經濟政策。在國際貿易沖突加劇的大變局下,我國立法機關應當在《反壟斷法》中植入具體化與實操化的條款,從而為諸如“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等類似制度的創設與實施厘定基本前提、核心內容和操作方式。此外,《反壟斷法》修訂所參照的時代背景應當是全數字經濟時代,但數字經濟的發展方興未艾,未來發展趨向存在不可預測性,因而立法機關應當在《反壟斷法》中設置契合數字經濟需求的框架性內容,但不應創設涉及算法速度、數據驅動系統等領域的精細化規制條款。

◆蘭磊(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

  發言內容:
  壟斷協議可以分為典型性和非典型性兩種,壟斷民事糾紛案件復雜,沒有管轄權的法院缺乏相關的知識和審理經驗,難免出現作出不當判決的現象。

◆任超(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經濟法學院經濟法教研室主任)

  發言內容:
  《反壟斷法》作為市場經濟領域里的“經濟憲法”,應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并保障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秩序。而中國與美國、德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階段不同,因此中國《反壟斷法》的實施與其相比也有所不同。德國的市場經濟強調對中小企業的保護,體現在《反壟斷法》中就是嚴格執法。在我國,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應當從最初推動市場經濟建立統一的市場競爭秩序,向更高層次的目的發展。同時在追求更高目的時,在數字經濟時代的背景下,也應當對新的問題進行回應。

◆胡改蓉(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

  發言內容:
  競爭中立政策對國企改革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國企分類改革面臨困境,因而有必要結合不同類型國企的認定標準,強化國有企業治理的透明度。

◆丁茂中(上海政法學院教授)

  發言內容:
  競爭中立框架下政府要么不干預,干預就要一碗水端平,對競爭中立進行深化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一是立法者應該限制干預范圍,二是市場應當起決定性作用。

◆玄玉寶(上海二中院研究室副主任)

  發言內容:
  我對《反壟斷法》修改的建議是:一是應國家自上而下優化營商環境的需求,立法時是否可以考慮對于執法透明度、執法程序進行完善。二是這兩年《法官法》和《法官組織法》的一些修改反應了我們司法改革過程中經過實踐檢驗的經驗。反壟斷法的修改是否也可以吸收之前的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有效的制度,把它固定下來。三是目前司法程序和民事責任條款相對薄弱,在修法時建議從這些角度進行一個完善。

◆徐明妍(科偉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顧問)

  發言內容:
  國有企業已面臨域外反補貼困境,我國應當以競爭中立原則和公平審查制度作為應對的策略。我國立法與執法機關應當結合公平審查的典型案例,探討在公平競爭審查框架下完善對政府補貼的規制機制。

◆于劍華(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

  發言內容:
  日本反壟斷法產生的背景比較尷尬。二戰后日本在美國的要求下制定了反壟斷法,一直到1977年才有了自己的課懲金制度,日本反壟斷法逐漸從無多少實質內容發展到今天的擁有大量有效實施法律。另外,個人信息保護、雙邊市場和中小企業保護可能是中日目前都面臨的問題。日本已經想到用反壟斷法保護中小企業甚至是個體勞動者。在中國《反壟斷法》修訂時需要明確,《反壟斷法》不僅是針對大企業的制裁武器,還保護著每一個市場參與者的利益。

(責任編輯: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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